想知伟人有多高，请到“广博”来看“show”

     春意盎然的羊城迎来了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盛事，广州博物馆主办的《革命·再革命——从兴中会到广州政权》展览将为本年度系列纪念活动打响头炮。3月22日，一批广州博物馆珍藏的与辛亥革命有关的文物经香港孙中山纪念馆展出后，已顺利运回广州博物馆。200多件文物、图片资料已蓄势待发，期待尽快与羊城市民见面。

    展览将展出多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一件是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穿过的一套“中山装”。

    “中山装”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02年，据说当时，越南华侨黄隆兴根据孙中山先生而设计出了“中山装”的雏型。1919年，孙中山先生请上海亨利服装店将一套制服改成便装。服装店的设计师融合了中式服装和西装的优点，创制“中山装”。中山装兼具中西服之长，不但穿着方便、制作简单，还体现了一定的时代和民族特色，给人以简朴庄重的感觉。1929年，国民党制定宪法时，将“中山装”定为礼服，并规定文官在宣誓就职时一律要身穿“中山装”。

     据说，“中山装”是孙中山先生治国理念的一种体现，衣服上下左右4个口袋代表了礼、义、廉、耻的中国传统道德礼仪观；前襟的5颗纽扣分别表示了孙中山先生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五权分立”的立宪理念；袖口的3粒纽扣则分别表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不知是孙中山的本意，还是后人的附会。

     本次展览展出的服装是孙中山先生1912年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所穿，款式介于“中山装”和“制服”之间，前襟有7颗纽扣，左右袖口各有2颗纽，与今天的“中山装”款式有所不同，因此，很可能是早期“中山装”尚未定型时的款式。

     这套服装根据有关专家测量发现上衣长74.4厘米，裤长100厘米，从这两个数据，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孙中山先生的身高，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备受争议的孙中山先生身高的问题提供了实物依据。近年来，有部分专家曾质疑孙中山先生身高1.68米的真实性，甚至有部分所谓专家还断言孙中山先生的身高只有1.58米。在经过咨询有专服装设计专家后，有关专家根据这套服装的上衣长度、裤子长度和腰围宽度认为这套孙中山先生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所穿的服装完全适合身高1.68米的成年人穿着，因此，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孙中山先生身高确实是1.68米。

     此外，从这套服装裤子腰围为91厘米（36英寸）我们也可以知道孙中山先生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腰围也大约在88厘米（35英寸）至91厘米（36英寸）之间。根据当时中国国民摄取营养的结构来看，这个腰围已经大大超出了健康腰围的标准，甚至超过了我国在2003年公布的男士健康腰围的标准（85厘米）。孙中山先生的腰围超标很可能与他长期忙于国事，缺乏运动，休息不足等多种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很可能也是孙中山先生日后罹患“肝癌”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套服装不但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同时，它也从侧面反映了孙中山先生忧国忧民、不计得失、鞠躬尽瘁的闪光人格。

本次展览将于3月25日在广州博物馆专题展览厅开幕，想了解更多珍贵的、有趣的近现代文物，请大家关注接下来的追踪报导。

 （通讯员：叶伟华）

《革命·再革命——从兴中会到广州政权》展览顺利举办

      为纪念辛亥革命起义100周年，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的功绩，增进羊城市民对辛亥革命历史的了解，广州博物馆于2011年3月25日上午10时在广州博物馆镇海楼展区惜今阁举办《革命·再革命——从兴中会到广州政权》展览开幕仪式。

     本次展览是广州博物馆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所举办的系列庆典活动之一，展览通过200多件珍贵文物、图片资料展现了孙中山先生及其亲密战友宋庆龄、黄兴、朱执信、廖仲恺等革命先辈们为推翻满清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探求挽救中国道路而百折不挠、不懈奋斗的革命历程。

     展览以孙中山先生早期建立兴中会、同盟会，到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三次建立广州政权等重要历史事件为陈列线索，为我们再现了晚清民国交替之际，孙中山及其战友们为解放中国、振兴中华所书写的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以及革命先烈们英勇战斗、不畏牺牲、慷慨就义的一个个英雄故事。

     另外，为表彰捐赠者无私奉献精神，在展览开幕仪式当天，广州博物馆还将举办曹崇恩教授、陈庆彰先生藏品捐赠仪式。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广州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曹崇恩教授专门为我馆创作了革命志士的铜像，并将朱执信和李章达雕像无偿捐赠广州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艺术品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收藏家协会副主席陈庆彰先生也将珍藏的一组孙中山先生陶塑像捐给广州博物馆。

    本次展览展期为3月25日至6月12日，有心的观众不妨到广州博物馆亲身感受一代志士仁人为国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体验激昂澎湃的爱国主义情怀！

1、黑白照片集——革命其实“很差钱”

     在展览的众多文物当中，有多件文物是与羊城市民首度见面的，其中广州博物馆收藏的一本黑白照片集是其中最为珍藏的展品之一。

     有关专家通过这本照片集封面上所遗留下的题字墨迹，知道这是同盟会早期会员和负责筹款的骨干成员郑螺生精心制作并赠送古应芬的一份纪念礼物。这本黑白照片录收录有157张黑白照片，内容大部分是孙中山先生及其同志有关筹备革命军饷的往来信件，反映了南洋吡叻（马来西亚其中一个州）同志在1912年至1924年期间筹备革命军饷的情况。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照片集还保留了大量其他十分珍贵的历史信息。

     这些珍贵的历史信息包括了袁世凯实行帝制、卖国及引起民愤等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还披露了革命党人交往的情况和陈炯明叛乱的事情经过。

     另外，照片集还有部分关于孙中先及其战友们如何对被捕革命党人进行营救的重要细节。如在1915年8月9日的一封汪精卫所写的《致郑螺生、李源水、区仁甫函》中提到了如何营救早期同盟会骨干成员黄复生的事情经过。当时汪精卫听闻黄复生在上海被捕的消息，马上动用自己在上海的关系，找到了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外交总长，后在上海致力于反袁活动的王宠惠，询问解救之道。王宠惠则表示需要5000元“衙门使费”，贿赂上海有关部门方有可能放人。他当即向郑螺生去信，希望从所筹措的款项中，拔出4000元，作为营救黄复生的经费。

     但直到8月20日，这笔营救费用依然还没有筹到，因此，汪精卫再一次去函郑螺生，希望能从菲律宾的筹款中拨出营救费用，并告诉郑螺生由于事情已经非常紧急，所以他自己已经开始向某位朋友借钱，但只借到600元，加上自己还有以前未动用的差旅费400元，合共1000元已经汇给上海方面，以解燃眉之急。

     其实革命成功与否，取决的因素有很多，革命精神固然极为重要，但财政上的支持也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

2、“黄兴绢面诗”——风萧萧兮易水寒

    在展览中，广州博物馆馆藏的“黄兴绢面诗”也是极具看点的展品之一。这件“绢面诗”是辛亥革命的策划、组织者之一，孙中山先生最亲密的战友黄兴先生于1916年赠给“广州三·二九黄花岗起义”烈士方声洞遗孀王颖之物。

    方声洞是广州三·二九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之一，他于1911年4月在日本告别了家人后，只身赴广州参与“三‧二九”起义。起义中，黄兴率领160多名同盟会会员从越华路小东营出发攻打清两广总督署，当起义军转战至双门底与巡防营相遇时，方声洞因无臂号，被误认为敌人，在巡防营的还击中中弹牺牲。

    民国成立后，方声洞的妻子王颖带同儿子方贤旭迁居上海，1912年王颖前往探望黄兴，黄兴追忆“广州三‧二九黄花岗起义”的战斗情况，感慨不已，即席将其于1909年写就的一首七言诗“破碎神州几劫灰，群雄角逐不胜哀。何当一假云中守，拟绝天骄牧马来。”写于绢帛上，并将这首绢面诗连同1000元大洋给予王颖。

    据方贤旭先生回忆，王颖女士一直非常珍惜黄兴先生所赠的这幅绢面诗，一直珍藏在身边，直至1977年，她去世后，方贤旭先生从箱子里找出来，并于1981年将此“绢面诗”捐赠给广州博物馆，成为广州博物馆馆藏一级文物。这件文物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时，曾在广州博物馆作为珍贵文物进行展出。

    方贤旭先生在捐赠“绢面诗”时回忆道，在父亲牺牲后，姑妈方君英将他们母子接回国，住在汉口。开始时，大家将父亲牺牲的消息瞒着母亲直到1911年7月妹妹满月时才让她知道。方贤旭先生还追述其母亲回忆起方声洞回国参加“广州三·二九黄花岗起义”前的情景。1911年2月18日，方贤旭刚满一岁，他们全家到照相馆照相，也许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心中充满了不舍，在拍照时，方声洞的眼睛一直深情地凝视着儿子，摄影师几次叫他将头转过来，他都说：“就这样好”，当时的情景让人无限感慨。

     在武昌起义之前的多次起义中，许多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都像方声洞一样，在面临革命和家庭选择时，他们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他们这种牺牲小家，成全大家的革命奉献精神必将化为不朽的功绩，永远载入史册。

3、“北伐敢死队委任状”——辛亥革命的民军组织

    在辛亥革命中，除了革命党人、新军和爱国华侨等中坚力量外，作为人民群众的核心力量——民军也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本次展览中，有一件关于辛亥革命时期，广东民军组织的珍贵文物将呈现在大家面前。

    这件珍贵文物是“北伐瀛字敢死军敢死队长委任状”，“委任状”长48厘米，宽25厘米，玉扣纸质，在封面印有“委状状”三字，并盖“中华民国北伐敢死军统带之关防”朱印；内文开头还盖有“北伐统领瀛字敢死军谭  为”的军衔。状文誓词写道“汉祚中兴，誓歼胡虏，务使虏敌无噍类之遗，以雪我同胞二百余年之辱”，这段誓词也明确表达了该军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宗旨。

     这件文物是1981年由当时广州灯具厂副厂长余仲杰先生捐出。当时，余仲杰先生获悉广州博物馆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举办展览，无私地将其父亲余宗禧遗留的辛亥革命物品捐赠给广州博物馆。余宗禧早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9月，参加胡汉贤和谭瀛组织的民军。该军在广东惠州成立，参加者多属广九、惠州等地工人和樟木头、增城等地的农民，共计千余人。中华民国建立后，被编为“北伐瀛字敢死军”，而余宗禧被任命为第一营第二队队长。

广东民军简介：

    史学界对辛亥革命时广东民兵的评价说法不一，有专家认为广东民兵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孙中山所领导的十次武装起义中，有八次是在广东举行，如1895年的广州起义、1900年的惠州起义、1907年 潮州黄冈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的广州“三．二九”起义等，这些起义中，除了广州新军起义和和广州“三．二九”起义是以会党和新军为主力外，其余数次起义的主要力量都是广东民军。这些由民军为主力的多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日益腐朽的清政府，为辛亥武昌起义成功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奠定了基础。

    但近来年，也有学者指出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民军对广东的革命事业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战斗力弱、组织纪律性差和骚扰社会治安等等。据1912年3月1日出版的《神州日报》报导，当时纪律最差的广东民军是“石字营”统领石锦泉，报导说，石锦泉曾经手执炸弹向当时的都督胡汉民索要军饷，并擅自杀人，而且还曾借口破除迷信而要强行拆除城隍庙。另外，根据《近代史资料》记载，“瀛字敢死军”的统领谭瀛也曾经用手枪指吓胡汉民，逼其发放军饷。

4、“重见天日”的同盟会会员证

     在本次展览的众多珍贵文物展品中，有一件文物可以说是经历了重重困难后才能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它就是广州籍的同盟会会员李湛的“中国同盟会会员证”。李湛出生于清末广州东郊（现天河区）的农民家庭，幼时家穷，童年时读了几年私塾便辍学务农，后当上了南海县漖表乡民团长，后经胡毅生、朱执信的介绍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获颁予同盟会会员证。因当时清政府尚未被推翻，为安全起见，李湛将这件“同盟会会员证”藏入了一件漆枕中。

    但以后，李湛马上又参加了倪映典领导的“沙河燕塘起义”、孙中山、黄兴等领导的“三·二九（黄花岗）起义”等一系列起义活动，这件“中国同盟会会员证”就一直被藏在这件漆枕内。由于李湛在1913年3月12日的征剿开平县张诏、张杰叛乱中不幸牺牲，因此，这件“中国同盟会会员证”没有来得及妥善收藏起来，就随着李湛的去世而长埋于他的漆枕当中。

    后来，这件漆枕被李湛的亲人当作遗物保存至今，直至20世纪80年代，李湛的儿子李燊元先生在一次清理家中旧物的时候，意外将这件漆枕打碎，这件“中国同盟会会员证”才得以重见天日。1989年，李燊元先生将此证捐赠给广州博物馆，随后，这件“中国同盟会会员证”被定为一级文物，并成为广东地区唯一一件保存下来的同盟会会员证。

5、“十八星旗”——推翻封建统治的第一面革命大旗

在本次展览中，各位观众有将一睹辛亥武昌起义的军旗——“十八星旗”（复制品）。“十八星旗”原是湖北革命团体共进会的会旗，1911年10月10日发动武昌起义时被确定为起义的指挥旗帜。

十八星旗全称铁血十八星旗，由红黄黑三色组成，红色代表“鲜血”，黑色象征武器，寓意革命必须使用武力，抱以铁血主义；黑九角内外两圈各九颗共十八颗圆星，代表关内当时清廷允许汉族居住的十八个行省；九个尖角尖角代表赤县九州；星呈金黄色，表示与满清对立之汉族炎黄子孙。

关于中华民国的国旗，早在1907年时，就已在同盟会内部被讨论过。其实孙中山主张用1900年“惠州起义”时所用的“清天白日旗”，但其他代表则提出了许多其他形式的旗帜，共计有4种：一为井字式，由廖仲恺提议，象征平均地权，黄兴表赞同，并提出青天白日式样不美观，与日本的旭日旗有点相似；二为金瓜钺斧式，以示发扬汉族精神；三为十八星式，以代表内地十八行省；四为五色式，以顺应中国历史习惯，代表五族共和。

孙中山力持青天白日旗，因黄兴说不美观，决定增加红色，改成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青天代表自由，白日代表平等，红地代表博爱。但由于与会代表争持不下，讨论暂时搁置。

武昌起义打响后，“十八星旗”被插在湖北省咨议局门首，成为推翻中国封建统治的第一面革命大旗，“十八星旗”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辛亥革命的标志之一。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由于多方面因素的考虑，“十八星旗”被宣布停止使用，4月1日，孙中山解临时大总统职位，临时政府北迁北京。5月10日，参议院经过剧烈争议后通过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意的“五色旗”为国旗。直至1928年，国民政府才又将改“五色旗”为“清天白日满地红 旗”为国旗。

（通讯员：叶伟华）

纪念广州 “三·二九”起义100周年

暨《碧血黄花 浩气长存——辛亥“三·二九”起义》展览新闻稿

    2011年3月29日，是广州“三·二九”起义100周年的纪念日。为了纪念当年奋不顾身、英勇斗争的革命英雄，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纪念广州‘三·二九’起义100周年暨《碧血黄花浩气长存——辛亥‘三·二九’起义》展览”开幕仪式将于广州博物馆下属的广州“三·二九”起义指挥部旧址纪念馆隆重举行。纪念馆同时推出《碧血黄花浩气长存——辛亥“三·二九”起义》展览。陈列展览共分为三部分：“走近辛亥”、“碧血黄花”、“浩气长存”，展出了当年总督署门前受到枪弹洗礼的那对石狮子、流传革命党人起义前夕佚事的投弹井、潘嘉俊老师创作的大型油画《辛亥第一枪》、钟志源院长创作的浮雕《攻打总督署》等，为市民走近辛亥革命，走近广州“三·二九”起义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百年前的广州“三·二九”起义

    100年前的今天，同盟会会员黄兴带领100多人的选锋队，从这里出发，攻打450米开外的两广总督署，攻击清朝政府在广州的统治心脏。当时选锋队成员中，有30多名从海外回国的华侨，有10多名在广州谋生的外地人，还有几名会党和一些花县附近的农民。

    这次起义经过周密策划，早在1910年11月，孙中山就已经秘密召集同盟会会员在槟榔屿召开会议，决定在广州再次举行起义。次年1月，同盟会在香港成立统筹部，以黄兴、赵声为正副部长，下设八个课，负责人分别为：洪承点、罗炽扬、陈炯明、赵声、姚雨平、胡毅、胡汉民、李海云。在起义前夕，曾经运送大量枪支弹药进入广州城，分散存放于各秘密机关。只可惜走漏风声，让清廷严加防范，起义日期不得不一推再推，甚至一度准备取消行动。因此，当黄兴仓促决定起义之时，原来准备参与起义的多路人马，只有黄兴率领的选锋队采取了行动。这次起义，共有100多名选锋队员壮烈牺牲，其中有名字可考的有86人，共收敛尸骨72具。

    广州“三·二九”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孙中山曾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他还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高度评价广州“三·二九”起义：“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同盟会会员邹鲁在《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一书中高度评价了“三•二九”起义：“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举义，黄花岗烈士之视死如归，同在此主义鼓荡之中，而无或稍异；不过以前或一省一部之党员为之，此役集海内外之党员为之，且以党中之精英，纯粹为主义而牺牲，尤足震动全国，使国民一致赞助革命，不易年而民国告成”。广州博物馆还特别展示两张照片，是由广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馆长李卓祺先生书写的孙中山和邹鲁对广州“三·二九”起义的评价。

广州“三·二九”纪念日定于阳历的由来

     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后，战死或者被捕处决的诸烈士暴尸野外数日。同盟会会员潘达微知此事后，多方奔走呼吁，终于博得广仁善堂的董事徐树棠同情，慨然决定捐赠“红花岗”地段埋葬忠骨，遂定此地为营葬诸烈士之所。“红花”二字被改为“黄花”，以表彰诸烈士的风骨与精神，潘达微还为此写了《谘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一文刊于报端。此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名广为流传，永垂青史。民国政府还修葺墓园，并组织民众前来吊唁。

     通常这种纪念活动在旧历三月二十九日进行，当时的有识之士鉴于民国已通用公历，认为黄花岗纪念日应有公历的法定纪念日。1911年10月22日，革命党人、省临时议会议员林正煊发表文章指出：如今民国改元用公历，则黄花岗纪念日也应定为阳历；如仍沿用阴历，则以后每年的阳历纪念日无定日。“礼时为大，故一切计日，皆应以阳历为准，凡在民国纪元前之纪念日，应以阴历此照阳历较正其日月，以便记忆。”据此，他提议以阳历4月27日作为以后黄花岗烈士殉国的法定纪念日。10月下旬，广东军政府接受林正煊的正式建议并作出相应决定。11月5日，广东军政府都督胡汉民发布命令：规定以阳历4月27日为广东倡义纪念日。1913年4月27日，是黄花岗烈士殉国两周年之期，广东军政府和国民党广东支部等组织广州民众数千人，举行了缅怀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活动。但是，这一个纪念日后来却没沿用下来。1921年5月6日，是旧历三月廿九日，起义十周年纪念日，刚出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亲率广州市各界、各团体机关学校的代表前往黄花岗烈士陵园致祭七十二先烈，宣读祭文。1922年4月25日、1923年5月14日、1924年5月2日，皆为当年的旧历三月廿九日，广州各界民众在孙中山革命政府的组织下，都分别举行了祭悼黄花岗烈士的活动。

    从上述以旧历三月廿九日为黄花岗纪念日的情况可以看到，它既不符合民国通用公历的规定，又使各年的纪念日在阳历上月日时间上各不相同。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使黄花岗烈士殉国纪念日固定下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24年6月30日召集的第三十九次会议上，依据上海执行部提出的“规定黄花岗纪念日案”，经讨论作出决定：将黄花岗纪念日由旧历三月廿九日，改为以阳历3月29日为纪念日。考虑到“广州三·二九之役”已为一般民众所熟悉，而阳历4月27日不为一般人所知，故在确定黄花岗纪念日时，仍照顾人们的习惯心理。“3·29”的日期不变更，只是改为每年用这一天的阳历。此外，阳历3月29日离清明节也只有一个星期左右，这样的决定也符合人民清明前后扫墓的习俗。于是，广州“三·二九”起义的纪念日就此定于阳历的3月29日。

“三·二九”起义生还者高剑父

     展览中，还展出了一份特别的表格，那就是1929年的“三·二九”起义生还者高剑父调查表（复制品）。表格中写道：“高剑父，44岁，广东番禺人，住广州大东路27号春碎别苑（今广东省高剑父纪念馆），前广东同盟会分会会长、暗杀团团长、日本东京美术学院毕业、广东省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光复后，为广东新军东部总司令、广东全省海陆军协会副会长，现任广东革命纪念会主席、革命史料收集委员会委员。”关于他参加广州“三·二九”起义的经过，调查表中是这样介绍的：“参与是役，在广州大南门与刘梅卿、宋铭黄、赵兆等组一起，以便起义时轰炸城门，挟同进攻。是时不见同志攻城，欲进城，敌兵举械阻，遂折回，由屋上掷炸弹以下，敌兵亦发炮，乱射危城碎步，乃攀登瓦面而出。担任组织攻城机关及制造炸弹。”证明人是徐继扬、宋铭黄、赵兆。落款则是各人的签名和盖章。

徐维扬及花县烈士

     徐维扬是广州“三·二九”起义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所率领的花县同志更是起义的重要力量。在他口述的回忆中提到：“拟分两大队，省内外同志由黄公亲自率领，北江同志则归维扬指挥，并力合攻督署，以侥幸于一逞。众韪其说，于是怀短枪，挟炸弹，振臂一呼，剑及屦及，风驰电掣，当者披靡。须臾至督署，霹雳一声而难作矣。”广州“三·二九”起义的前几天，徐维杨返回花县聚集起义群众，于二十九日早晨前往广州。“当是时也，烈士等及我北江同志，均逆料此举无效。”由于当时清军防备深严，他们不得不放弃携带枪械入城的计划，虽然他们料到此举必然失败，却毅然来到小东营机关部。“是日也，北江健儿抵省者百有余人，共同混入城内及期举事者六七十耳。”在起义中，徐维扬率领的部队先是跟随黄兴攻打两广总督署，后来又分兵去攻打飞来庙军火库，可是敌人早有防备，攻之不克。后来徐维扬通过小北门逃出，攀山越岭来到三元里，这时，他率领的人只剩下六人，徐维杨悲愤不已，于是嘱咐这六人返回家乡养伤，自己独自返回城中营救各位战友。没想到，那六人却遇到清兵，全部遭到杀害。

    广州“三·二九”起义的烈士，有史料可考的，有广东四十一人，福建十九人、广西六人、四川三人、安徽三人，后来在广州市区外补查查出牺牲的烈士遗骸还有十三具。而在这有据可查的八十多人中，花县的同志就占了十八人，占烈士总数的五分之一。

    黄花岗的这十八位花县烈士的壮举可歌可泣，千古流芳。他们的名字包括徐佩琉、徐容九、徐临端、徐日培、徐保生、徐进炤、徐满凌、曾日全、徐熠成、徐广滔、徐培添、徐礼明、徐昭良、徐茂燎、江继复、徐廉辉、徐松根、徐应安。

见证起义的石狮子

    黄兴带领的选锋队在进攻两广总督署时，与清兵展开了激烈枪战。总督署门前的一对石狮子身上留下多处弹痕，其中一处在狮子的眼睛上，至今还清晰可辨。现摆放在“三·二九”起义指挥部旧址纪念馆的这对石狮子，就是一百年前“三·二九”起义的历史物证，是辛亥第一枪的见证者。一尊狮子高182cm，长172cm，宽79cm，另一尊则高170cm，长170cm，宽81cm。狮子一左一右，呈坐姿，整体以花岗岩雕刻而成。

    该狮子身上留下的弹痕极有可能是清军围攻革命党人之际，革命党人以石狮子作为掩体，遭到清军射击留下的。这些弹痕经过岁月的洗礼，已经模糊不清，只留下黄色的印记。这对石狮子在门前守护了近百年，见证了革命党人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经历了多年的历史沧桑，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因民政厅的工程而移至广州博物馆，成为“三·二九”起义指挥部旧址纪念馆的镇馆之宝。

     狮子古称狻猊。石狮子的造型源于真狮子，传入中国后，经历代艺人不断继承和创新，其外型渐渐改变，到明清时期基本定型，成为现在看到的石狮形象。石狮子作为兽中之王，在宫门、官府门前成对摆放，一方面可以视为驱魔辟邪，另一方面，它更具有象征权势，增添建筑物气势的作用。“三·二九”起义指挥部旧址纪念馆的这对石狮子，曾立于象征权势地位的两广总督署，见证了百年前惊心动魄的起义，如今静静地蹲坐在纪念馆中，为世人无声地传递这段传奇的经历。

掩埋起义佚事的“投弹井”

     在广州“三·二九”起义指挥部旧址纪念馆里，有一口默默无闻的水井，这口井为麻石围圈井，外径50厘米，内径32厘米。井内为青砖砌筑，是典型的清末民居宅院浅水井。虽然平凡，这口井却掩藏着广州“三·二九”起义前夕，革命党人的一段佚事，一个鲜为人知的传说。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三·二九”起义总指挥黄兴在这里进行最后的战斗部署，大家都在等待5点30分正式打响起义。当时，100多名革命党人已经聚集在指挥部内，分发武器弹药。尤其是炸弹制造者喻培伦，正在挥汗如雨地给党人分发炸弹。这些炸弹，是喻培伦等人连夜辛苦赶制的手工炸弹。他曾为研制炸弹，炸伤了自己的左臂，留下终生残疾。起义前，他一共做了500多枚这样的炸弹，威力颇大。不过，就在喻培伦给大家分发炸弹时，四川籍革命党人但懋（mào）辛，仍坚持要求黄兴推迟起义日期，黄兴没有同意。于是，恼怒的但懋辛便偷偷地将十余枚炸弹倒进这口古井里，试图阻止起义。“投弹井”由此得名。

     当时，陡然看到这些炸弹被倒入井中，喻培伦怒不可遏，并且马上怀疑但懋辛是清廷奸细，便挥刀砍去，伤了但懋辛的手。幸亏当时同来的四川党人竭力制止冲突，才没有造成更大的后果。其实，这并不能怪但懋辛。当时还有300多名革命党人滞留香港，无法赶来参加战斗，但懋辛认为现在起义太过匆忙，等香港同志到达后再起义胜算更大。关于这次起义的日期，最早是定于4月13日。由于4月8日刚发生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事件，同时，革命党人运送的枪弹又被清兵搜出，于是只得将起义日期更改为4月26日。后来，黄兴鉴于形势的变化，又于起义前一天，通知再次改动日期。4月26日晚10点钟，黄兴通知赵声、胡汉民等香港革命党人于次日起义的电报，才正式传到赵声、胡汉民的手中。由于香港至广州的末班船已经起航，而革命党人也难以在27日早上一下子购买到所需的300多张船票。当时香港发往广州的轮船，每日只有早、晚两班，而晚班是无法赶到广州参加下午的起义。而且，当时香港的革命党人需要自身携带300多支荷叶枪，穿越香港和广州两地的多重检查，难以匆匆成行。于是，香港方面便电求推迟到28日。而27日的广州形势，已危机四伏，清吏已经开始搜查疑党，起义面临流产的危险。于是，才出现了起义前夕的争论，发生但懋辛推弹入井的事情。在起义中，但懋辛幸免于难。

巾帼不让须眉——运送武器的女英雄

     本次展览的展品中，有几件玲珑小巧的物品。表面上，它们只是果盒、礼品盒和花篮，实际上，那却是运输武器的秘密道具（代用品）。当年广州“三·二九”起义前，为了准备起义，许多人已经分批混入城中，起义所用的枪支炸弹等武器则需分别运送到广州城中的秘密机关。清廷守备深严，而且起义风声有所泄露，更让同盟会革命党人运送武器入城难上加难。这时候，同盟会中的女会员们挺身而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利用敌人的防范漏洞，巧妙机智地利用自身条件进行掩护。例如扮成给亲友的送礼，把武器放置在礼品盒内运送。假如要运输大批武器，则假装办理婚事，将武器藏好，作为嫁妆，连同“新娘”一起，大摇大摆地送到目的地。这些冒着生命危险参与起义的妇女，却很多没有留下姓名，如1911年6月广州出版的《革命潮》记载，有两名运输武器的妇女，行经大南门，不幸被清军发觉，被捕牺牲，她们的名字至今未查到。也有一些胆子比较小的，在运输过程中，害怕搜查，就把整箱的武器投入河中，导致损失。但是有两位小姊妹，却能不畏艰险，勇敢机智地担负起运输武器的重任。她们便是罗阿练和罗四妹。她们跟随父亲返回广州，准备参与革命，把武器秘密储运站设置在广州万福里，再到火车站、码头等地，接运从海外输入的武器，再按照指示，把武器转运到小东营5号、甘家巷8号等秘密机关储存。在运输的过程中，她们经常遇到在街上的巡警和密探，但她们总是泰然自若，伪装购买东西，把手枪、子弹、炸药等放在礼品盒中，有说有笑地从敌人面前走过。这些女英雄们不畏牺牲的英勇事迹，值得我们永远缅怀。

革命与华侨密不可分

    华侨乃革命之母。在同盟会组织的多次起义中，华侨都功不可没。华侨也是兴中会和同盟会的重要成员，兴中会成立之初，20多名会员全是华侨。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时，也有不少会员是华侨。而且，华侨还不断在各地组织建立分会，仅东南亚地区，华侨建立的同盟会分会就有百多个。凡是有华侨的地方，就有同盟会的足迹。华侨更是国内武装起义的积极参加者。仅仅是广州“三·二九”起义，初定的800名选锋队员中，就有500名华侨，牺牲的烈士中，能确认身份的华侨就有30人。华侨更是革命经费的重要来源。从1895年乙末广州之役到1911年“三·二九”起义，华侨先后为10次起义捐款共60多万元，仅“三·二九”起义就捐款18万多元。许多华侨为了捐助革命，散尽家财，香港富商、兴中会会员李杞堂，因捐助革命，家业耗费过半，最后竟然求一饭而不可得。为了筹集革命资金，同盟会不断找华侨寻求捐助，并且发行债券，以资助革命。

    当时海外侨胞募捐的凭证，就有“中华民国金币”券（复制件），该券正面以中文书写：“中华民国金币”、“中华民国成立之日此票作为国宝通用，交纳课税并随时如数向国库交换金银”、“壹拾员”等字，右下角还有“中华革命党本部总理”和孙中山的亲笔签字“孙文”。券的背面是英文版。这张券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向海外筹集资金的债券，以此发动和吸引更多的华侨捐资支持革命。本券是在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于美国旧金山发行的军需债券，孙中山联合美国致公堂成立了“美洲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发行债券，结果在短短的两月内筹得十四万多美元，这笔钱直接用于武汉起义的军火弹药费用。美国致公堂甚至将其组织名下的多处房产抵押给银行，以资助同盟会。在孙中山组织领导的多次革命中，发行债券一直是重要的筹款来源。在1906年，同盟会就曾于法属殖民地安南发行一万张面值100元的军用债券，用于当年的镇南关起义及次年的潮州起义。

（通讯员周全斌）2011年3月29日

广州“三·二九”起义百年纪念系列活动

在广州博物馆拉开帷幕

     广州博物馆辖管的位于越华路小东营5号的“三·二九”起义指挥部址纪念馆，是1911年孙中山在广州领导的“三·二九”起义指挥部所在地。100年前，即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5时30分，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100多人，组成“选锋队”，从这里出发，向粤督衙署进攻，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二九”起义，也称为“黄花岗”起义，因烈士遗骸安葬于黄花岗而得名。广州“三·二九”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孙中山曾在《黄花岗烈士事序》中高度评价：“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今年是广州“三·二九”起义100周年，为了隆重纪念广州“三·二九”起义和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深切缅怀革命先驱们的丰功伟绩，大力弘扬革命烈士们舍身救国、勇于奉献的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广州博物馆于3月29日下午在广州“三·二九起义”指挥部旧址纪念馆举办“纪念辛亥革命第一枪——‘三·二九’起义100周年暨《碧血黄花 浩气长存》展览”开幕仪式。此次纪念活动，得到了广州市政协和广州市文广新局的大力支持，届时作为主办单位的广州市政协领导也将出席。为此，广州博物馆加大投入，为“三·二九”起义指挥部旧址纪念馆进行了一次全面的陈列升级改造。

    此次陈列改造也得到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张磊教授、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林家有教授及前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黎显蘅等众多历史学家、文博专家的大力支持，展览内容共分为三大部分：“走近辛亥”、“碧血黄花”和“浩气长存”，展示了起义的经过和意义。此次展览运用油画、模型、电视、电子触摸屏等先进的陈列手段生动地再现“三·二九”起义的历史，计划展览中增加由广州著名油画家潘嘉俊先生创作的《辛亥革命第一枪》油画及广州市雕塑院副院长钟志源创作的革命党人攻打总督署的浮雕；同时还将增添死难烈士英雄谱，展出林觉民、方声洞等烈士及绝笔书的照片；此外，还将为天井中的“投弹井”配上详细的录音解说。

重塑“辛亥革命第一枪”

    展览展出潘嘉俊老师的作品：油画《辛亥革命第一枪》，该油画描绘了黄兴带领众多革命党人冲入总督署的场景。黄兴是起义的领导人，因此冲锋在前，身旁有朱执信、林觉民、喻培伦和其他革命志士，其中还有一人中枪倒下，但仍紧握枪杆，以此表现革命党人的顽强斗志。当年他们为了实现革命理想，虽然年纪轻轻，却不怕牺牲，写下绝笔书，准备一死以报国家。这次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让中华民族从此觉醒。跟普通油画表现的角度不同的是，这里人物的排列顺序并非采用常规的向左冲或者向右冲，表现人物的侧面，而是从总督署大门的视角向外看，看到革命党人正面冲来，突出了黄兴等人的正面形象。画中人物仿佛要冲出油画，冲向未来，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感。这样的画法难度大，但潘老师却依然能传神描绘出人物的精神风貌，并展示出当时革命党人攻打两广总督署时那种“碧血横飞，浩气四塞”的壮烈场面。油画突出了广州“三·二九”起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重要历史地位，表现革命党人视死如归、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该油画即将在3月29日与各位市民见面。

    油画的作者潘嘉俊老师，是我国著名的画家，他历任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秘书长、副主席，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美术书法摄影工作部主任、副巡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等职务。这个外表儒雅、谦虚平和的学者，曾经创作出一系列震撼人心的作品。其中有反映历史题材的油画《1924·黄埔》，“另辟蹊径、独树一帜”的立意使其成为成功表现黄埔军校历史的大型美术作品，入选“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此次《辛亥革命第一枪》的创作是2010年继大型油画《五羊传说》之后，潘嘉俊老师与广州博物馆的第二次合作。

冲出平面的黄花岗精神

    本次展览力图以多种陈列形式生动再现广州“三·二九”起义的过程，在重新创作油画的同时还邀请了广州市雕塑院副院长钟志源先生创作了《攻打总督署》浮雕。该浮雕采用大三角构图，利用玻璃钢仿铜材料，描述了黄兴、朱执信等人率领选锋队攻打总督署的场景，作品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黄兴等人作为革命党的一员，带领众多革命党人浴血奋战。画面里，有人拿手枪，有人拿手雷，还有人手中的炸弹刚刚掷出，划出一道弧线。浮雕反映了革命党人不怕牺牲，勇往直前，明知前路凶险，仍然视死如归的精神。该作品并没有特意拔高革命党人的形象，没把他们描述成身材高大的人物，而是忠于现实，按照普通人平常百姓的形象，贴近现实，例如黄兴就是个子不高的南方人形象，以此体现革命党人出身平凡，虽以平民之身，却有着精英意识，胸怀大志，追求国家进步。作品虽然朴实，但却让人感受到奔腾的黄花岗精神，仿佛要冲出平面。为完成该作品，钟院长可谓费尽心力，终于在3月29日前完成作品。钟院长是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现任广州雕塑院副院长，他擅长于革命类题材的雕塑作品，1997年创作的《三元里抗英》获庆祝香港回归中国艺术大展历史画和主题性创作展金奖。1999年创作的《烈胆——澳门七勇士怒杀亚玛勒》曾获共庆澳门回归中国艺术大展银奖。